瓦当是中国传统建筑屋檐顶端的盖头瓦，俗称瓦头。置于檐口部位，所以既有束水护檐的功能。中国历代瓦当的当面都精心装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纵观国内发现的瓦当，其装饰内容因建筑类型的不同而呈现出千百变化，可谓丰富多彩，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体现。

在南京市博物馆《龙蟠虎踞》展厅可以看到展示的一组人面纹瓦当。瓦当为泥质灰陶，尺寸在13—15厘米左右。这种人面纹瓦当是中国古代瓦当中一种罕见的类型，它时代跨度小，演变关系清晰，地域特色十分鲜明，仅见于东吴时期的首都建业和东吴境内的一些城市，体现了吴都建业在建筑用材上力求展现自身特色的文化追求。现藏于南京市博物馆的人面纹瓦当出土于南京大行宫地区，也见于江宁上坊孙吴大墓。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证实，今天的大行宫地区位于当年孙吴的苑城范围内，苑城是孙吴宫苑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周围还有两座重要的宫城——太初宫和昭明宫。江宁上坊大墓，规模宏大，形制独特，考古表明是孙吴皇家宗室墓葬。其他在清凉山、张府园等地的考古遗址中也有人面瓦当出土。这些人面瓦当出土的地层无一例外都是在六朝地层的下部，也就是六朝的早期。比如延龄巷口六朝遗址出土的人面瓦当则就是和东吴时期的钱币、青瓷器残片在一起，清凉山的人面瓦当也来自于东吴地层。在稍晚地层中“人面”都消失了，继而代之的是兽面纹及其后的莲花纹瓦当。值得注意的是少量人面纹瓦当表面涂朱，其色彩明快醒目，虽已是残迹斑斑，但仍可推想当年的风采。人面纹瓦当在东吴中后期昙花一现，东晋初期以后便销声匿迹，转而流行兽面纹瓦当，这其中究竟有什么样的历史背景呢？

据史料记载，太初宫的前身是孙权于建安十六年（211年）移徙建业所造的将军府，所以这时的宫苑流行具有东汉风格的云纹瓦当，后来太初宫因年久而重修，为了节俭和爱惜民力，孙权下诏拆运武昌宫的材瓦来修缮太初宫，在所拆运的建筑材料中，瓦当无疑是其中一项，而武昌宫位于湖北鄂州，近年湖北鄂州的考古工作者在武昌宫遗址内东汉至孙吴时期的水井内发现多种人面纹瓦当，其中一种与南京大行宫出土的早期人面纹瓦当极为相似，因此我们推测，人面纹瓦当可能源自长江中游的古武昌。公元280年，西晋灭吴，孙吴宫苑建筑遭到破坏，西晋灭亡后，琅琊王司马睿在南京称帝，历史上称为东晋，这时，人面纹瓦当迅速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与中原有着直接传承关系的兽面纹瓦当。

人面纹瓦当虽然复杂多样，但根据人面造型、陶胎及装饰特征，大体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图案清晰饱满，五官刻画逼真，边轮相对较高且宽，胎质细腻纯净；第二类部分纹饰模糊难辨，五官刻画较抽象，眼、口部多呈“一”字形，或者呈椭圆形、不规则形等块状凸起，边轮浅窄，胎质粗疏，内含一些细碎的稻壳末，根据出土层位可知，第一类时代相对教早，流行于孙吴中期，第二类多属孙吴晚期，而第三类人面纹瓦当有圆颊，具有人面纹瓦当的典型特征，但其面部布满须发，又近似兽面纹瓦当，属于从人面纹瓦当向兽面纹瓦当过渡的类型，其制作年代晚于第一、二类人面纹瓦当，而早于兽面纹瓦当，推测流行于西晋至东晋早年。

 人面纹瓦当虽然出土数量不多，但品类却很丰富，形状完全相同的很少见到，瓦当的主体是一个个浅浮雕的人面图案，刻画着人的眉、眼、鼻、面颊、口、舌、胡须等，人面样式虽繁复不一，但有一个共同点，都对脸部的面颊作了夸张处理。这些人面有的长满络腮胡子，有的是长须；有的是鼻梁挺直、有的却是塌鼻子；有的浓眉大眼，有的却是修眉秀目；有的张口大笑，有的缄口肃穆。表情或喜或悲，或平和或愤怒，千奇百怪，甚至人面的气质也不尽相同，有的相貌堂堂，有的却蹙眉愁容一副苦相。宛如一张张千余年前生动的脸庞展现在今人面前，人面瓦当的大小不过方寸，面部造型却如此丰富，融写实性与夸张性于一体，又富含文化意蕴，是孙吴时期建筑造型艺术不可多得的杰出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