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南京东北郊的象山七号东晋大墓出土了一批精美的文物，其中的大陶牛车和陶俑群是迄今六朝考古发现中最大最精美的一组。这组文物共14件套，由陶牛、陶车及陶俑组成，均为灰陶质。其中牛高24,，长42.5厘米；车高44.2，长73厘米；俑高22.8至34厘米不等。从造型和服饰看，俑的身份各异，有侍从俑、文吏俑、仆从俑和牵牛俑。俑的制作较为粗糙，先模制成形，再经简单的刻划加工，部分俑表面留有明显的刀削痕迹。陶牛体形略瘦长，躯干匀称，脖上架车衡，躬背俯首，全力拉车，缓步向前。陶车双辕平行前伸，两端连接车衡，长方形车厢，平顶，顶棚前后出檐，车厢前面全部敞开，可坐车观景。车厢后面封闭置一門，供上下车使用，两壁无窗。车厢内较为宽敞，置一凭几，由主人任意倚坐。车厢下两个辐条式车轮由车轴相连，运转自如。牛与车均施彩，现已脱尽。整个牛车制作精良，造型稳健。

象山俗称人台山，位于下关新民門外一公里余。这里是东晋豪族王氏家族的族墓地。1965年至1970年，南京市文管会先后在此清理了多座墓葬，出土了墓志和丰富的随葬文物。从墓志志文可知，一号墓为王彬之子王兴之夫妇合葬墓，三号墓为王彬长女王丹虎墓，五号墓为王彬之孙王闽之墓，六号墓为王彬继室夫人夏金虎墓。出土文物最丰富的七号墓没有发现墓志，但据出土随葬品中包括来自异域的金刚石指环、玻璃杯等情况分析，墓主生前有较高的地位，生活也相当富裕。因此推测，象山七号墓可能是死于永昌元年（322）“丧还京都”的王彬之兄——王廙的墓葬。

这组俑群被发现时，位于墓室的甬道中。其中两件俑立于甬道内端近墓室处的两侧，应是墓主的贴身侍俑，其余皆排列于甬道外端，另有一件陶马位于牛车的右侧。以牛车为中心，十二件陶俑分布于车前牛后，牛、马的头向均对着墓門。陶俑有的作持物狀，有的作驱牛狀，有的则跪地双手平摊作迎送狀，形态不一，各司其责，是一个前呼后拥、随墓主出行的盛大场面。

俑以穿著的服饰可分为两类。一类穿短衣长裤，头戴尖顶小帽或戴小冠，也有的光着脑袋，均著对襟窄袖短衫，从事赶车、牵牛、跪地迎送等杂役，应是奴仆的形象。其中一件俑双膝跪地，双手平摊于腹前，位于车的旁边，显然是专门伺候主人上下车的奴仆。另一类穿长袍，头戴前低后高的山形冠，或戴梁冠，著交领窄袖长袍，袍长曳地，掩盖双脚，有的双手拢于胸前，有的双手持笏，身分似乎比前一类穿短衣者高，应是死者生前的侍从或幕僚。这组陶俑数量多，有明显的身份差别，在同类墓葬出土陶俑中较为罕见。

乘坐牛车是两晋南北朝之际南方士大夫中盛行的风气，豪门贵族以出门乘坐牛车为尊，乘坐马车会被轻视，崇尚牛车之风则越演越盛。在晋、齐、梁的车舆礼制中，甚至制定了乘坐牛车人的等级及使用范围。《三国志•吴书•孙权传》就记载有吴主孙权使用牛车的情况，说他的车用八牛挽拉。东晋及其以后，乘坐牛车的风气尤为盛行，而且成为一种制度，史籍多有记载。魏晋人的笔记小说里更是常见“出门见一犊车，驾青衣”，“乘犊车，宾从数十人”的描写。这情景与象山七号墓陶牛车及俑群的出土状况非常相似，可以说，这组俑群再现了当年世家大族子弟及士大夫们起居出行的情况，以及他们“饱食醉酒，匆匆无事”，“驾长檐车”，“从容出入”，奴婢成群，豪华享乐的生活。这组陶牛车与俑群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時的社会习俗，是研究东晋出行制度以及车舆情况的珍贵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