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南京市玄武湖唐家山一明墓中出土了一套玉带板，共20块。其中长方形8块，长条形4块，桃形6块，圭形獭尾2块。带板为白玉制成，玉质较细腻，其中“三台”、“六桃”、“辅弼”等11块因受沁整体或局部呈现灰白色。采用留边渐减地的雕琢方法浮雕“番人戏狮”（又称“狮蛮纹”）的主题纹样。番人头戴尖帽，着短衣短靴，戏狮者均手牵绳索，狮子瞋目露齿，腾挪跳跃，与人物互相顾盼，构图饱满匀称。20块带板上雕刻的具体纹样各不相同，其中长方形带板和桃形带板均为一人一狮，长方形带板长6.8-6.9厘米，宽4.2-4.4厘米，其中有5块为人左狮右，3块为人右狮左；桃形带板长4.7厘米，其中3块为人左狮右，3块为人右狮左；獭尾长9.1厘米，宽4.7厘米，各雕二人一狮，二人分置狮子左右，方向相反；长条形带板长1.8厘米，宽4.4-4.7厘米，图案为单个番人，其中2块番人身披飘带，双手置于胸前，似作舞蹈状，另2块番人怀抱象牙，一人睁眼，一人闭目，方向均相反。

狮子产于非洲和亚洲西部，“形似虎，黑黄无斑，头大口阔，尾尖毛多，黑长如缨，声吼如雷，诸兽见之，伏不敢起，乃兽中之王也”。从历史上看，狮子是作为西域贡品传入中国的。西域贡狮的最早记录见于《后汉书》卷三：“汉章帝章和元年（87），月氏国献狮子；二年（88），安息国献狮子。”以后历代都有贡狮记录，直到清代康熙十七年（1678），葡萄牙使臣本笃贡非洲狮为止。狮子之所以作为贡品献给中国，一是中国没有这种动物；二是古代西域是狮崇拜的流行区，西亚、中亚等地的古代墓葬中都曾出土过大量带有狮子图案的文物。从印度到波斯，狮子被视作神兽，被赋予神和佛的外衣，成为神力和王权的象征。狮子与佛教几乎一起来到中国，佛经赋予狮子在动物界至高无上的地位。佛教比喻佛祖讲经“演法无畏，犹狮子吼。其如讲说，乃如雷震”，又谓“佛为人中狮子”（《维摩经•佛国品》）。古代西域的贡狮，就是以上述的狮崇拜为其宗教文化背景的。《明史•西域传》中大量记载了有关西域贡狮的内容，如“（撒马儿罕、失剌思、俺的干、俺都淮、土鲁番、火州、柳城、哈实哈儿）诸酋长咸喜，各遣使偕使臣贡狮子、西马、文豹诸物。（永乐）十一年（1413）达京师。”又如“成化十九年（1483）（失剌思）与黑娄、撒马儿罕、把丹沙诸国共贡狮子”；“（永乐）十七年（1419）（亦思弗罕）偕邻国失剌思共贡狮、豹、西马”，等等。甚至郑和下西洋时也带回了狮子，《明史•西域传》在提到“天方”（即麦加）时记载：“宣德五年（1430），郑和使西洋，分遣其侪诣古里。闻古里遣人往天方，因使人齎货物附其舟偕行。往返经岁，市奇珍异宝及麒麟、狮子、驼鸡以归。”

历代源源不绝的贡狮行为使狮子这一本不产于中土的外来动物渐渐成为华夏民族喜闻乐见的形象，从盛唐时代的乾陵神道石刻，到明代江南大报恩寺琉璃塔拱门，几乎随处可见狮子的踪影。在民俗文化中狮子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舞狮活动自唐代以来就盛行中国大江南北。白居易在《新乐府•西凉伎》中生动地描写了狮子舞：“刻木为头丝作尾，金镀眼睛银贴齿。奋迅毛衣摆双耳，如从流沙来万里。”舞狮活动究其根源可能来自古代对狮子的驯化过程。狮子是一种凶猛的食肉动物，古代西域前往中原贡狮，必定要派有驯狮经验的当地人沿途护送，所谓“番人戏狮”和“狮蛮纹”的由来大约即源于此。在古代波斯艺术中常有一种人狮搏斗的题材，因盛行于萨珊时代（226—642）而被称为“萨珊风格”。当时西亚和中亚的金银器纹饰和织物图案常常出现这样的场面：全副武装的骑士反身射杀猛扑过来的雄狮，一方杀气腾腾，一方张牙舞爪。现存日本的“法隆寺四骑狮子狩纹锦”和阿姆河畔出土的“狩猎纹银碗”就是“萨珊风格”的典型器物。这种壮观而残酷的人狮搏斗题材一度在西域极为流行，却无法传播于中土，因为传统的华夏文化对人与自然界关系的认识从来都是在“天人合一”基础上的和谐关系，绝非是对立和互相抗拒的。因此人狮搏斗的画面在古代中国就演变成一种人狮嬉戏、毫无危险气息的驯兽场景。根据文献记载可知，这种纹饰早在宋代就出现在官员的带銙上了，宋岳珂《愧剡录》卷十二说：“金带有六种：毬路、御仙花、荔枝、师蛮、海捷、宝藏。”元明时的戏曲和小说里常常提到“狮蛮带”，如《水浒传》第四十五回就描绘宋江“头顶茜红巾，腰系狮蛮带”，明代郎瑛《七修类稿》中也记载太监刘瑾抄家之物中有狮蛮带两条，而《明史•舆服志》等正式记录官方舆服制度的文献中却不见狮蛮带的记载，可见自宋代以后，狮蛮带不再是官员代表品级尊卑的标志，其使用范围渐渐扩大了。“狮蛮带”之名虽屡见于文献，但其具体形制一直是个谜，有幸的是南京市博物馆自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在考古发掘中先后出土了两套狮蛮带，其一为琥珀带，1987年出土于太平门外板仓村佚名明墓，其具体形制、墓葬情况及纹饰线图可见《考古》1999年第10期名为《江苏南京市板仓村明墓的发掘》的简报。其二即是本文介绍的这件白玉带，出土于玄武湖唐家山明墓，遗憾的是因当时处于文革期间，未进行正式的考古发掘，墓葬同出器物等具体情况也不得而知。

仔细观察这副狮蛮纹玉带，不难发现，无论是狮子的形象还是雕刻技法都与同时期同类器物大相径庭。我们常见的狮子图案通常是头部鬃发卷曲，形成许多螺状小鬏，尾似蕉叶，张口露齿，威风凛凛。板仓村出土的琥珀带上的狮子就是这样的形象。这副玉带板上的狮子却殊有不同，它头部的鬃发仅以较为密集的细阴线来表示，眼为圆形，似用管状工具钻出，口极阔大，四肢均勾勒双阴线，并以细密的短阴线表现茸毛，爪上刻三四道短阴线，尾根略作卷云状，尾端以密集的阴曲线表示，有的躯干部分也刻满了密集的阴刻线。不同带板上的狮子形态也随着番人姿势的变化而各不相同，有的回首凝望，有的后肢腾空，有的前足微提，有的曲身欲跃。总体看来，狮子的动态显得颇为稚拙，不够灵活，细部刻划也略显粗疏。番人的姿态动作也各不相同，有的俯身牵绳，有的揎臂弄狮，有的随狮奔跑，有的挺身鹄立，形象多为头戴尖帽（有的帽顶稍圆），双眉弯曲，管状鼻，眼眶内不点瞳仁，嘴巴以一道短阴线刻画，着圆领衣衫，下摆左右两分，长度及膝，衣服上布满表现衣褶纹路的短阴线，脚穿短靴，两肩上有飘带飞舞。在雕刻技法上，以起突与阴线相结合的手法来凸显纹饰，剔地较深，形象边线向背部凹入，形成强烈的起突感，这种由边缘向中心图案渐减地的浮雕手法在明代玉带中是极其罕见的。同时大量使用较为密集的阴线来表现狮子的毛发和人物的动态，在艺术手法和技术处理上与同时代常见的明代玉带板大异其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