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博物馆藏有一件东晋时期的铜方炉，整器通高22.5厘米，分上下两层：上层为方形炉体，高12.2，长18.3，宽18.3厘米，敞口，斜壁，平底，蹄足，无盖，四壁为镂空形卷草纹，口沿两边各有一纽，穿以铁链，铁链之间联接一条铜质提梁，提梁已锈断，残高6.3厘米，炉底有四个小方孔，对称排列；下层为方形承盘，用来承接上层炉内燃尽的灰烬，高7，长22.5，宽22.5厘米，敞口，平沿，浅腹，平底，蹄足，无纹饰。铜方炉造型古朴，线条粗犷，纹饰简洁，器体厚重，给人以庄重之感。

六朝时期，青铜器走向衰落，青瓷成为日常生活用具的主角。六朝墓葬中发现体量如此厚重、造型如此精美的的青铜器，十分罕见，其工整的器型和精美的纹饰反映出当时冶炼技术的高超水准。六朝时期，由于南北方分裂，冶炼技艺的发展很不平衡。在北方，由于连年战乱，冶炼技术止步不前；而在社会相对安定的南方，尽管冶铸工艺发展缓慢，但还是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在秦汉以前，南方就有不少矿冶基地，传说中“干将”、“莫邪”之类的著名青铜剑就产自南方。三国时期，孙吴立国江南，境内矿产资源丰富。据《三国志•吴书》记载：“……丹杨地势险阻，与吴郡，会稽，新都，鄱阳四郡邻接，周旋数千里，山谷万重……，山出铜铁，（其民）自铸甲兵。”孙吴时期主要开采铜铁矿铸造铠甲，兵器。陶弘景《古今刀剑录》曾对这种情况作过追述：“吴主孙权黄武四年采武昌山铜铁，作千口剑，万口刀。”东晋南朝时期，南方冶金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在全国设有众多的冶炼作坊，同时设专职官吏管理。当时的铁已经取代铜，广泛运用于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产量也相当高。除首都建康外，句容茅山和溧阳铁岘山等地，都是重要的矿产基地和冶金基地，常常从事兵器的生产，因而成为远近闻名的“鼓铸之地”。

六朝时期是我国古代科技史上的第二个黄金时代，在提高冶金技术水平，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等方面进步重大。金属冶铸的规模之大，可从梁武帝建浮山堰工程中沉铁截流中见到，“引东西二冶铁器，大则斧鬶，小则鋘锄，数千万斤，沉于堰所” （见《梁书•康绚传》），足可窥见当时产量已经相当可观。在冶炼技术水平上，南朝时已普遍采用先进的“杂炼生糅”灌钢技术，优质钢有横法钢、百炼钢多种，铸铜、铸铁和热处理技术也有所提高。这件铜方炉虽无法与商周青铜器的精美雄浑相比肩，却算得上是六朝时期青铜器的代表作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六朝金属冶炼的情况。

这件铜方炉1970年出土于南京下关新民门外的象山七号墓，墓葬中虽未见墓志或其它可证实墓主人身份的文字材料，但根据墓中出土的大量丰富而精美的文物及附近墓葬群中出土的墓志，可推断该墓应属东晋豪门大族王氏家族墓中的一座重要墓葬。

关于这件铜方炉的用途，推测可能是作熏香之用。早在两汉时期，熏香风气已在以王公贵族为代表的上层社会中流行开来。香料被用于室内熏香，熏衣熏被，宴饮娱乐，祛秽致洁等许多方面。各种材质的熏炉、熏笼等香具得到广泛使用，并且出现了以形制别致的博山炉为代表的高规格香具。宫廷用香成为礼制的一部分，是汉代用香的一个突出特点。据《汉官仪》记载，尚书郎向皇帝奏事之前，有“女侍执香炉熏烧”，奏事对答要“口含鸡舌香”，使口气芬芳。（ “尚书郎口含鸡舌香，以其奏事答对，欲使气息芬芳也。”——见《通典•职官》）魏晋南北朝时期，用香的传统得以延续。香药的种类和数量大幅度增加，以多种香料配制的合香得到普遍使用。这一时期熏香风气极为盛行，士大夫阶层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六朝墓葬中大量出土的香薰也反映了这一风气。香薰的材质多为瓷质，亦有少量为铜质，但如铜方炉这样的大型熏香用具确实非常罕见。